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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大国如烹小鲜

www.paly.gov.cn 平安临沂网 发布时间:2013-12-30 13:38:30 大 中 小 论坛


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,出自《道德经》第六十章。

  后世对此多有解释:《诗经·桧·匪风》毛传云:“烹鱼烦则碎,治民烦则散,知烹鱼则知治民。”宋徽宗注说:“事大众而数摇之,则少成功;藏大器而数徙之,则多败伤;烹小鲜而数挠之,则溃,治大国而数变法,则惑。”此中智慧,千古流传,值得借鉴。 郭德福 作

 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,管理向来是作为一种智慧,而非一门知识被谈及的。它的最高目标不是科学化,而是艺术化。治大国如烹小鲜,象征的就是一种高超的治国艺术。烹煮一条小鱼,只需油盐酱醋恰到好处,但不能随便翻搅它,否则它就烂了。同样,治理一个国家,也不能过多地、随意地人为干预,而是要有所为,有所不为,让国家机器在既定的规则下自发地良性运转。只有如此,才能达到“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”的至高境界。今天,虽然社会的管理组织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,但古人的智慧仍能穿透寰宇,令人掩卷沉思。

  以正治国

  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的第一要义是以正治国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有言:“以正治国,以奇治兵,以无事取天下。”治国以“正”,就是要光明正大,不能搞歪门邪道;而治兵要“奇”,则要求出其不意,攻其不备。用领兵打仗的“诡道”来治国是不行的,而用治国的“正道”来领兵打仗也不一定行得通。儒家宗师荀子最反对的也是治国不正,权术横行。他说:“人君者,隆礼遵贤而王,重法爱民则霸,好色多诈则危,权谋倾覆幽暗则亡。”在他看来,以德治国是王道之路,以法治国是霸道之途,而权术立国则是最糟糕的一种治国方案。因为,权术一旦横行,就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。这样的国家,内耗必然增加,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,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,就自然而然地走向灭亡了。

  具体来说,以正治国,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国家机器自发运转的良性规则,而且这一规则能够一以贯之,不因人而废,因事而止。一旦做到了政令畅通,国家这一组织系统就会健康运作,自动调节,而不需要管理者过多地干预。

  春秋战国时期,各路诸侯为求自保纷纷变法图强,但真正变革成功的却寥寥无几。究其原因,主要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权术的羁绊,以至于虎头蛇尾、有始无终。韩昭侯时期,申不害曾在韩国主政。他打破血缘宗亲的束缚,重用贤才,锐意改革,把弱小的韩国带进了“战国七雄”的行列。但是,申不害有个哥哥,想借助兄弟的关系在韩国谋个一官半职。于是,申不害便去向韩昭侯求情。可是,韩昭侯却拒绝了申不害的请求:“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本来就是你主张的。而现在,你又来为自己的哥哥跑关系,这不是自相矛盾吗?”可见,当国家的变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时,倡导变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坚持原则,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  变革成功的唯有后来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新法。当时,七国争雄,秦国之所以能够吞并八荒一统天下,正是因为商鞅为秦国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。商鞅的新法,虽然历史上褒贬不一,但却是“正”的:有功则赏,有过则罚,都按照法律的规定透明地执行,绝不玩弄权术、暗箱操作。最为重要的是,赏与罚,都能及时兑现,决不失信于民。据记载,商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,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,他怕百姓难以相信,就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,下令说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就赏给十金。百姓们感到此事蹊跷,没人动手去搬。商鞅又说:“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。”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。商鞅立即命人赏赐给他五十金。这时,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,果然得到了民众的信任。

  治国以正,赏罚有信,是秦国在硝烟四起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的关键。就连一直恪守德化、对法治颇有微词的司马光,也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对商鞅大加赞扬。他说:商君虽用法苛刻,但身处乱世,诈力横行,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。就凭这一点,足以治四海,平天下。

  选贤与能

  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的第二要义是选贤与能。这是一种看似平常却高超的领导艺术。具体来说,就是要将合适的人安置在合适的位置,充分发挥其角色作用,而不是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干预。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,在老子思想的影响下,就曾提出过“君道无为,臣道有为”的观点。在他看来,君主作为最高管理者,不必事事亲为,而是要学会将主动权交给手下的大臣,发挥他们的积极性。毛泽东主席深谙此道,他曾说:“领导者的责任,归结起来,主要地是出主意、用干部两件事。”邓小平也联系自己的经验说:“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,抓方针。”出主意,就是抓方针;用干部,就是抓头头。抓住了这两条,也就抓住了做领导的根本。

  据载,春秋时期,魏文侯曾与儒生田子方在一起赏乐饮酒。魏文侯对田子方说:“我感觉编钟的乐声不是很协调,左边有些高。”田子方听完后笑了。魏文侯问:“你笑什么?”田子方说:“臣下我听说,国君懂得任用乐官,不必懂得乐音。现在国君您精通音乐,我担心您会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。”魏文侯有所开悟。

  魏文侯作为一国之君,要把国家治理好,只需要把好的乐官选拔出来就可以了,而不是去时刻关心“钟声不比”这样的琐事。对琐事关心得太多,对大事势必糊涂。难怪田子方批评他“审于音而盲于官”。

  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那些“忙碌”的管理者。楚汉战争时期,项羽因战起家,虽然骁勇,却不善战。刘邦上马不能征战,下马不能抚民,却最终取得天下,皆因其有独门法宝。个中原因,刘邦最为清楚:“夫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于千里之外,吾不如子房;镇国家,抚百姓,给馈饷,吾不如萧何;连百万之军,战必胜,攻必取,吾不如韩信。此三者,皆人杰也,吾能用之,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,此其所以为我擒也。”

  的确,项羽本事很大,大到不需要别人帮忙。所以,他手下的谋臣都跑到刘邦那里去了,因为在项羽那里没有用武之地,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。诸葛亮本事也很大,大到几乎可以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平。但是,这种表面风光的另一面却是:手下的人没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和平台,永远也走不出诸葛亮的锋芒和阴影。三国角逐,蜀国在诸葛亮死后旋即衰弱直至灭亡,原因固然很多,但诸葛亮的光芒太盛,以至于群臣无用武之地,恐怕是一个很大的原因。

  无为而为

  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的第三要义是无为而为。无为,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观点。过去,这一思想多被视为消极,而实际上,老子的“无为”并非什么都不干,而是倡导一种“无为而为”的辩证法,即在顺乎事物自身规律的前提下有所作为。

  老子说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在他看来,大道运行,自有其章法和规律,一旦人为干预,强制作为,就会陷入异化而不可自拔。具体到治国理政方面,就是要把主动权交给人民,多体察民心民意,而不是拍脑袋决策,凭感觉折腾,以致政令频出,朝令夕改。近日,习近平主席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,在回答巴西记者提问时说:“(中国)这样一个大国,这样多的人民,这么复杂的国情,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,了解人民所思所盼,要有‘如履薄冰,如临深渊’的自觉,要有‘治大国如烹小鲜’的态度。”习近平主席在这里谈到的“深入了解国情,了解人民所思所盼”与老子所说的“圣人无常心,以百姓心为心”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意思就是说,领导者不应有自己的私心和偏见,而应该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。

  在中国历史上,秦始皇虽消灭了六国,统一了天下,但后来的他却不懂得与民休息,总是通过各种政策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,动不动就抓壮丁去修坟墓、挖运河、垒长城、征北方、打南蛮……结果却适得其反。后来的刘邦和他的功臣们都参加过秦末农民战争,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,“无为而为”的思想在汉朝也得以发扬光大。汉高祖及他的继任者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,减轻田租,鼓励农耕,提倡节俭,减轻刑罚,使汉朝的生产与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提高。到了汉武帝时期,当匈奴屡次侵犯北方边境时,大汉王朝凭借其多年养精蓄锐后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,彻底打败了凶蛮强悍的匈奴骑兵,甚至把匈奴赶到了今天的欧洲。有所为,有所不为,无为时,静若处子,有为时,动若脱兔。这正是“无为而为”这一辩证法的奥妙之处。

  以前,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,生产分配都靠计划指令,应该算是有所作为了。但是,这种经济体制却忽视了经济自身运行的规律,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解放。在走过弯路以后,我们才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,从而进行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转型。让市场来决定生产要素的流动,不强加妄为,不行政干预,看似什么也没做,其实已经做了一切。还是老子说得好:“天下神器,不可为也,不可执也。为者败之,执者失之。”

  小政府,而后才会有大管理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:继续简政放权,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、提供优质公共服务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。简政与放权,二者是辩证统一的。前者是“有所为”,通过精简机构、厉行节俭,切实减轻人民负担,完成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;后者是“有所不为”,即减少对各行各业的干预、束缚,使其自由发展,不受阻碍,并以法制予以保障。这一观点和政策,体现了我们党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管理规律的深刻洞察,也必将催生出一个职能科学、结构优化、廉洁高效、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。对此,我们满怀期待。

  (作者 祝和军 单位:北京外国语大学党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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